即将在11月15日于美国举办的G20会议，其背后的主旨恐怕不仅仅是如何共渡金融危机那么简单，隐而不露地或许是以G20为主导的利益集团对未来全球金融机制，特别是美元地位、IMF投票权、贸易规则等关键问题的博弈。
此时，为思量未来金融格局而提前坐在桌前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想什么？
而在中国经济的两大重镇——珠三角和长三角，亦不断传出有制造业老板“跑路”的消息，即将到来的欧美圣诞节或许将是20年来最冷的经济之冬，数以万计的玩具、成衣、塑料工厂老板们开始天天盯着欧元、美元的汇率变动。
此时，正在等着拿到工厂拖欠工资的中国农民工在想什么？
2008年，多事之秋，全球化已过半程。被危机所困扰的保尔森和中国的农民工，其实不过是毗邻而居。
蝶蝴效应抛起的一片水花转变为全球化的惊涛骇浪潮，于是，各方力量的相互制衡与博弈也日益日常化。
回顾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的十年发展，就是一条在不断博弈与相互制衡中生存演进的历史。如何看待一国的产业发展，如何保障健康、有竞争力的产业模式？——它远远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市场问题，也绝不只是一国之事。
10年TD，其产业链价值应作何评估？国家百亿投入，其战略价值几何？未来又如何与WCDMA和CDMA2000进行博弈，以获得最后成功？
类似的追问应该不厌其烦。
10年TD：产业链价值重估
2008年10月21日－25日，在轰轰烈烈的奥运之后举办的北京通信展，首次易地顺义郊区的展馆举行，不知是因为太过偏远的缘故、还是次贷危机影响，思科、摩托罗拉等多家常客都未参会。
此间，中国移动牵手TD联盟多家企业组成联合展台几乎使本展通信展成为TD的专项展会。加之TD二期28城市招标正在进行，TD也成为展会的最受关注主题，中移动和大唐、中兴、华为、普天、爱立信等参与探讨的TD-LTE成为不多的亮点之一。
TD－SCDMA，这个历尽坎坷方才步入正轨的国产3G标准，已经成功地获得最为广大的认同了吗？TD产业链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一个纯粹的国家主义者，会倾向于把TD当成是纯粹自主创新的案例，毕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信基础标准，也是最完整的“技术商用”创新体系，他们总是倾向于优先把自主创新的价值投射到国家安全上。
一个纯粹的技术主义者，会倾向于把TD当成单一的技术，他们更乐意以技术本身的领先性来评判问题的优劣，因此很多人会支持某种程度上代表4G技术和全IP的WiMAX技术，而不论它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商业价值。
一个纯粹的重商主义者，会倾向于把TD仅仅看作4种3G制式之一，将这种制式的产业成熟度、运营后的赢利能力作为主要的准绳，自由市场主义是其内在信条，因此，在重商主义者眼里，他们最钟情不是TD，而是目前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终端最为丰富成熟的WCDMA。
一个没有自主主张的人，则多次迷茫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利益的争论中，或者成为被动的参与者引发论战，或者成为利益的驱使者而短兵相接。
种种争论伴随着TD十年发展，如影随形。
由是观之，对一个产业决策的评判何其难？而且，这些不同的主张断然不可能重新“复盘”。一个技术、一个产业抉择本身存在着显著的路径依赖，因此，如果仅仅站在某种“理念”和单一利益之上，这样的争议恐怕并不易最终得到共识。
按照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区域经济学观点，产业链的聚集会极大增强竞争力，而产业链的聚集无疑也存在路径依赖，其中核心企业的作用有着无可替代重要意义。这能很好解释硅谷现象，也能解释珠三角形成“全球制造工厂”的现象，进而也能解释VCD产业链没有核心企业所致的“伪产业链”和“伪竞争力”现象。
如果按照这种理念分析，将一国经济竞争力看作是产业链的竞争力，产业链的价值决定产业决策优劣，是一种新的视野。
根据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的介绍，截至2008年9月底，成立于2002年10月、最初仅有7家联盟成员的TD联盟，目前已经发展到成员总数达58家，涵盖了运营商、设备商、芯片商、终端厂商和测试仪表等全产业链。TD终端已有过百种款式，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各个层面的需求。截至2008年9月4日，已经有22家终端企业的45款TD终端(包括TD-HSDPA数据卡)取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在奥运期间，相关厂商成功推出和应用45项业务进行业务验证。
这些数据表明，TD产业链已经基本成长起来，现在的TD网正在步入商用的重要阶段。
6年，58家企业，一条艰苦成长起来的产业链，28个城市的全球最大规模试商用；全球7大无线通信设备商当中，除了处于挣扎状态的摩托罗拉和北电，爱立信、诺基亚、阿朗、华为、中兴都参与进来；全球6大手机厂商，除了索爱，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LG和中兴都参与进来。这是TD产业链10年发展的最新缩影。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价值，显然要大于华为、中兴等单个企业的“一枝独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条完整的电信产业链可以把中国日益提高的人才、物流、服务等资源禀赋更好的聚焦起来，而不是只做产业链的一个车间。这个产业链也是未来绕过对先发者的路径依赖，以及形成自身路径依赖的附着体。比如，通过博弈降低专利，形成国内技术标准和法律人才等。郎咸平把当前全球化竞争归纳为产业链“六大环节竞争”，这与其理念也有暗合之处。
创新悖论：双重矛盾下的现实主义抉择
基于此，TD产业链价值评判可能有某种量化标准，比如计算这个产业链的重置成本。
那么，为什么要投入较大的成本、冒着很大的商业化失败风险，去打造这样一个产业链？其背后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TD勃兴的国家主义背景恰恰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绝大多数商业市场领域几乎没有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很多科技成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没有实现“技术产品化”，更不用说“产品产业化”和市场化了；另一方面，被冀望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难以独担大任，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无力进行数以亿计、历时数年乃至10数年没有利润的投入，无力与规模百倍于自己具有先发优势的跨国企业进行竞争，遍览IT通信、医药、自动化等最体现技术创新的领域，中国成功的企业寥寥。非不想也，而不能也！
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最强者，但永远倾向先发的强者——这样的矛盾是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体现，也是创新成本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悖论。
现实结果是，中兴和华为等极少数企业杀出重围，成为世界二流的创新企业，但是只是个案，而新的全球化格局意味着再出现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小了。这并不难理解，就算在制度完善、资本充足的美国，也难以再造一个思科、IBM、3M或者强生制药。这是全球化博弈形成的事实性霸权版图，专利、制度、标准都是先行者的“合法”工具。
这个矛盾放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视野里就会折射出更大的矛盾。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经过了两级推动：80年代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发展轻工业，本质是解放低级生产力；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重工业化，本质是通过生产资料投资发展生产力；2000年以来，资本化、科技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人力资源和创新为核心的战略是必然选择。
事实上，这一长期战略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虽然中国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的竞争力已经步入全球最强行列，但是在金融、科技领域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准，这样的国际化不但利润低下，也难以持久。此次次贷危机也特别放大了这一效应，如何避免拉美化是中国再上台阶的关键挑战。
那么，是中国人缺少个体创新力或者群体组织力吗？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航天领域、杂交稻领域、核子物理等具有“举国体制”特征的领域，中国都存在过重大创新，但其欠缺的是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存在巨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在企业自身能力有限性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双重矛盾的激荡中，如何去做才是现实主义的抉择？
把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企业自身的效率与利润至上结合起来，是一种重要的探索，甚至可能是落后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可行途径。在这种范式下，国家在先期的重大技术投入、资助、奖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主权PE/VC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2006年自主创新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无线宽带位列16个重大关键突破之一，TD可谓“生逢其时”，恰好落在国家战略探索的节点上。
其实假如不是TD，而是其它技术遇到这样的机遇，那么也很可能被当作这种模式的首个试验田。这是因为，无论是否有TD，中国的产业转型之路都不可逆转，中国的企业都不能在朝夕之间具有全球创新竞争力，而现有的PE/VC模式往往并不具备战略性，尽快包装上市套利的特性决定它不能服务于重大基础创新项目。
TD行至半途，国家重大项目创新的模式探索才刚刚起步，如何透过TD以及在医药、大飞机、新能源汽车、转基因育种等多领域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破解创新悖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其中的透明化招标制度、国家退出机制、纠错机制等等。
正如中国改革开发以降，整个国家发展、以及众多产业发展都坚持了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在先廓清发展大方向，再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寻求最优解的方法论，其中往往会兼容并包不同的主张，而且这种方法论本身也许是更为“实事求是”。
在TD产业链的发展评判上，现实主义或许是在重重矛盾中的决策关键，而并非事先计划好的谋略，最终这种现实主义选择了打造产业链的方式来发展TD。
未来之路：3G博弈下的“纳什均衡”
以国家参与初始投资方式瞄准一个关键技术体系，以产业联盟方式打造一个产业链，是TD发展的基本路径。从国家主义和纯技术的角度，TD实现了技术的产品化和商业化，打造了产业链，应该说已经取得部分成功。
但是，从商业角度这最后一环看，这还面临着同样艰巨的挑战。其中，在全球范围内与WCDMA、CDMA2000和WiMAX的竞争是关键。如果在全球市场无法取得广泛成功，乃至在国内市场无法成功，那么从最终结果上，TD依然会被认为是一个方向正确和市场失败的典型案例。
而与WCDMA、CDMA2000和WiMAX的竞争本质是一种产业链博弈，产业链的动态竞争优势恐怕将决定最终的格局。
从电信产业规律上看，拥有最成熟产业链的技术最容易成功。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轫于欧洲的GSM产业链进行了整合，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阿朗等主导企业进行了专利分享和标准统一，从而大大扩充了产业链；而源自美国军方的技术CDMA因为采取了比较封闭的政策，以及高通等企业的高专利费影响，最终产业链没有实现更大成长，被后发的GSM超过，CDMA份额仅占全球不足15%。
这种超越已经延伸到3G，GSM的升级版本WCDMA最早是在日本使用的，WCDMA是欧洲UMTS和日本自身标准合并的结果，作为交换，日本在2001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WCDMA网络，从而在商用方面大大促进了WCDMA的发展，现在成为市场份额最大的3G标准。
因此，历史地看，TD-SCDMA要想在全球获得更大发展，必须从产业链竞争的角度分析其机会与挑战。
比如，在设备领域，目前全球7大无线设备商已经有5家参与TD研发，加上本土的大唐、普天等，实际上从产业链上说，TD厂商参与数量已经逼近甚至超过CDMA和WiMAX。
CDMA实际上主要推动力只有阿朗、中兴、华为三家，而WiMAX领域目前还没有特别成型的链条，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英特尔、三星、摩托罗拉等在传统电信领域较为弱势的企业。
从核心设备来说，TD的产业链已经日渐完整，比较典型的是移动通信领头羊爱立信也正在大力推动TD-LTE研发，却放弃了WiMAX开发。
在运营商方面，全球主流运营商正在从CDMA领域撤退，美国3大CDMA运营商后续演进均放弃了CDMA，选择LTE；而全球选择WiMAX的大型运营商目前也仅有Sprint一家。因此，从运营商角度看，中国移动运营TD所形成的竞争力并不会比CDMA和WiMAX差，这是产业链成功至关重要的机会。
而在终端领域，特别是终端芯片领域，TD与WCDMA和CDMA的比较劣势较为明显，也是中国移动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继三星、LG之后，如何进一步吸引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深度参与，甚至引入Google等新厂商是问题的关键。
综合整个电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运营商、设备商、手机厂商和芯片厂商——来看，TD的产业链与CDMA和WIMAX相当，但是综合实力还显著落后于WCDMA，商用实力落后于CDMA，发展机会略优于WiMAX。
在这样的产业链对比之下，一个博弈图谱跃然纸上。博弈的背后本质是利益之争，否则以成本最小化观念全球理应一致选择WCDMA标准，WiMAX也无需数年后以非常规方式挤入3G标准了。
参与博弈的结果未必是最佳的，但是不参与博弈成为最大输家的可能性却极大：VCD产业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一点专利话语权的中国企业被反复“割肉”，以至于无利可图。
而中兴、华为成功参与全球电信博弈的结果，就是使得国内的电话初装费、设备费用大大降低，虽然它们的设备性能上未必是最好的。
博弈理论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又称非合作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每个参与者均寻求最优的策略，最终达到均势，在没有新策略、新参与者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
在3G的参与方面确是如此，如果没有中国参与TD，那么无论是WCDMA还是WiMAX，就很可能向中国通信产业链厂商(不仅仅是中兴、华为)持续收取高额专利费。这是因为无论WCDMA和CDMA2000最终实现何种“纳什均衡”，最后圈地的稳定结果一定是竞争基础上的互利，产业链下游都将是弱者。就如同VCD产业一样，处于原有“纳什均衡”的主要专利拥有者没有足够动机去互相杀价，杀价并不能再扩大市场，反倒发现合谋高价最符合自身利益。
但是，一旦TD和WiMAX加入进来，那么新介入者、新策略就会打破原有的“纳什均衡”，不同的策略会导致不同的利益分配。
由此可见，TD产业链的竞争要想获得最大利益，就是在充分了解现有产业链竞争格局基础上，采取合适的博弈策略，达到降低专利成本、培养本土企业、合理分享全球利益的竞争目标。
其中，有三点至关重要。
首先，TD要完成好商用实验的最后一步。相关厂商要意识到全球电信市场的有限性，全球电信用户将逐步逼近极限，一种制式圈地的客户多，另一种就圈地少，而用户多寡则决定这个产业链的规模和发展前景。
那么，中国移动有效运营TD，在与CDMA和WiMAX竞争中获得优势，可以说是TD参与全球博弈的首要条件。比如，在采取非对称管制限制中国移动GSM网络过大优势的同时，可以考虑给予TD更多倾斜。中国移动的TD成功之后，必将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TD投入，在发达国家，由于FDD频段具有稀缺性而TD频段资源冗余较多，一样存在相应机会。
其次，就是选择不同的竞合关系。由于与WiMAX在频段上的竞争性，以及CDMA产业链本身的发展趋势并不看好，中国移动本身是NGMN组织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因此当前采取与WCDMA共赢，与沃达丰、法国电信等运营商，以及与爱立信、大唐、中兴等设备商共同筹备TD-LTE的战略。即便不能使TD成为最成功的3G标准，也会因为参与博弈促使各种势力降低专利费，成本最小化。
最后，还要不断促进产业链自身的成长，采取更为开放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促进持续创新。特别是在全球3G运营成功都比预期缓慢的情况下，谁能合理地进行业务创新，谁就会掌握先机，比如探索FMC业务、手机电视、虚拟运营商等产业链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