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道德失范、监管旁落、参与不足，其实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面相，而要想改变食品安全让人忧心的现状，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说道德重建一时难以奏效的话，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扩大，或许就应该成为优先的选择。
三聚氰胺的重创尚未远去，蒙牛特伦苏OMP奶又出状况，最新的消息称，卫生部牵头的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消费者饮用目前市场上的特仑苏没有健康危害。接着，蒙牛召开新闻发布会，传达这一面目尚模糊的消息，意在重振人们对该产品的信任。短期内，这一举动可能会延缓蒙牛企业的下行趋势，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我之见，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一时尚难以扭转，其理由举其大者，有如下三端：
首先，现代转型所带来的道德规范变迁，使得建立在内心之中的安全堤防已经溃坝，且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修复。
在熟人社会里，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往往与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有着面对面的关系，并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交易关系，在这样的约束下，诚信不欺其实是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当其被道德化表述之后，遵守它更能得到社会评价和现实利益的双重收获，因此，其道德说服力就得到了双重强化。而在一个大社会中，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并没有这样的关系，极端地讲，如果预期交易只有一次，诚信不欺反倒可能成为一个非理性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一个大尺度的陌生人社会日益取代了小尺度的熟人社会，尤其是在最近的10多年间，进入到所谓现代化起飞阶段的中国，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多数中国人告别了此前相对狭窄封闭的生活圈子，而进入到一个开放、复杂，变化快速的大社会中。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全新的生活经验和人际交往方式，相应建立在反复交往基础上的传统道德必然会说服力锐减，并导致信奉传统道德的人数日益稀少，于是，普遍的不诚信成为了我们时代的特色，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都奉行着两套标准，一套是对自己人的，一套是对陌生人的，从农民种的菜，到厨子煲的汤，不以不诚信为耻，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在当前时代的道德潜意识。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道德失范的问题，并将之归咎为市场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刺激放大，对此，我的看法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会造成相应旧道德的瓦解蜕变，但是，既然选择了以市场资本主义为现代化的动力，那么，旧道德的凋零就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市场资本主义可以在十数年内发生改变群体生活经验，而新的道德规范，却需要漫长的岁月去积淀。因此，某些企业家的道德宣示，以及其刻意在公众面前建立的道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推销术，而诸多评论人士对道德重建的期待，我也不甚乐观，受制于当代的现代化进程，合乎现代大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尚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建立，在食品安全等迫切而重大的民生领域，道德重建犹如难解近渴的远水。
其次，如果建立在人心内部的安全堤防遥不可及，或许，我们就只得转求于建立在监管和惩罚之上的外部约束，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起飞过程同时伴随着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外部约束也存在着缺位的问题，需要重大转变。
当代中国改革试图通过赋予企业自主空间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则有弊，赋予企业自主空间也增加了企业不法活动带给社会公众的风险，对于这种内生于开放市场体制的风险，需要相应的制度手段加以管控。一般而言，在市场体制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约束，采用制定规则（立法），并以事后追惩为主的管理方式，此外，考虑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对相关产品也不排除直接监管的方式。
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法治进程相对于经济活动的落后，一方面则是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担当了相当主动的角色，在GDP政绩的驱使下，风险防范和管控等政府本应承担的角色反倒相形见拙了。近些年来，强调给与企业自主空间更多，而相应的控制机制却远远落后，围绕经济发展这一压倒性的优先目标，常常出现经济发展优先于生命健康的现象。出于GDP优先的官僚思维，或是出于地方利税第一的本位思维，又也许只是个别人的私欲驱使，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都很容易成为纵容企业不法行为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春风吹又生的假冒伪劣，始终禁绝不了的黑窑黑矿，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中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免检产品之类措施，更像是为企业发展贴上的护身符，因此，只要不彻底扭转这一思路，并将转变贯彻到制度建设中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仍将面临巨大风险。
最后，在开放的市场体制上，对抗企业不法风险也不能全靠政府，而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但是，在参与和表达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资本更有能力去接近权力，影响舆论和收买知识，因此，要对抗企业不法风险，捍卫食品安全，也需要参与和表达渠道的更加畅通发达。
独立的科研检测、独立的媒体报道、压力团体的存在，都可以构成对企业不法行为的约束，毕竟，企业要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生存，不可能与整个环境为敌。如果参与和表达渠道畅通，只要能够有充分的理据、适当的舆论表达和压力出现，企业很难坚持其不法行为。但是，以这次三鹿事件为例，早在7月底，诸多儿科医生已经锁定了三鹿奶粉，但是，既没有独立的科研检测结果发布，也没有独立的媒体报道出现，更无法形成有效的团体压力，竟然是在经过四五十天之后，凭借最高权力（在新西兰方面的知会下），才得以逆转事态。可见，企业不法行为之所以猖獗，除去政府的原因之外，也与社会环境有关，与参与和表达渠道的不够畅通有关。
在我看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道德失范、监管旁落、参与不足，其实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面相，而要想改变食品安全让人忧心的现状，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说道德重建一时难以奏效的话，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扩大，或许就应该成为优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