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及。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传承中华文明，同时也不断的在与外域文化的交流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形成了独具特色、魅力无穷的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笔丰厚的教育资源，不论是从教育思想、学科知识，还是从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我国的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今天，我主要从两个方面就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家庭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进行阐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伦理的思想及价值取向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1、中国的伦理文化与重忠孝、重功名价值取向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根脉追根探源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后来孟子对其发扬光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字的核心是合作，是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就是向上跟父母长辈合作，向下与自己的孩子合作。横向是与你的妻子（丈夫）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合作。我们所说的做人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其一，要“父慈子孝”；其二，兄弟姐妹之间要有深厚的感情。每个人从小就必须从爱你周围的人做起，推演开去，形成了中华文化里“君仁，臣忠”思想。将一个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推及到一种道德，再从道德推及到一个社会，从而形成社会公德。于是中华文化就形成了重“忠孝”的价值取向。
作为忠臣，必须效忠君主，成为君主的良臣辅将。要想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对于所有的学子而言，就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制度，既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选士制度，这种制度的长期实行，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重功名、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2、伦理文化及传统价值取向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中国伦理文化突出的体现了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生活在一个纵横交织的血缘相连的关系网中的，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影响周围的其他人，并且也要受到来自其他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血缘关系最近的父母、子女。
其一，伦理文化的等级色彩浓重，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但是也从正面促进了中国家庭美德的建设。重忠孝的价值取向，其实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具体化。第一，体现在家庭中，虽然我们今天特别强调家庭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始终遵循着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绝对的权威，好孩子的标准是听话，乖巧。个性强的孩子，自主意识相对也强，父母比较操心，这样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因此，孩子的很多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往往得不到家长的认可，孩子很难与父母平等对话。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多以说教为主，以过来人的沧桑阅历教化孩子，缺少与孩子的“共情”，不利于与孩子心灵的沟通。以至于，孩子高考填报志愿时，着急的是父母，填报的是父母的志愿。父母的这种包含着太多主观色彩的爱，容易导致孩子产生心理疾病 。在父母看来，孩子是家庭的，孩子必须担负起光宗耀祖的责任，至于孩子的感受，则很少有父母去倾听，所以这是我觉得出现问题孩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从家庭成员的关系看，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成长负责，子女则一定要听话，按父母的要求去做；成年的子女必须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兄弟姐妹之间要大的要让着小的……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讲究“家和万事兴”，这一点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重功名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家庭教育的健康发展。这种观念反映在教育价值观上就是把能否培养出“当官的”“名人”作为评判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反映在教育质量观上，就是把能否培养出尖子生、高材生、本科生、高考状元等作为评判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而这种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培养人才的人才战略的推行。从家庭教育看，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承载着父辈和一个家族的理想和希望。父辈希望通过孩子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家族的荣耀，于是父母对子女倾注所有的心血，不遗余力的培养孩子，希望子女将来成才，成为“状元”“高材生”“尖子生”， 好实现“母以子贵”的愿望。因此，中国的家庭是孩子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可以说，于是，为孩子的学习提供尽可能好的氛围。但是很多生活琐事，父母包办，让孩子专心读书，殊不知，这样，一方面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创造性降低，另一方面，孩子的人格不健全，不能全面发展。过分的看重孩子的成绩，导致成绩好的孩子形成一种优势心理，容易养成孩子“自我为中心”不良习惯，不尊重别人，不会正确处理与同学的关系；自私，不懂得感恩。父母单纯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了孩子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
的确，伦理文化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家庭都把对子女的教育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掀起了家家重视教育的良好的氛围，为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受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影响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教育的全面发展和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实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伦理基础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德才兼备思想和思想道德修养缺乏外在规则的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在《离篓•下》里面非常清楚地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代表了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这里的“修身”即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知识文化修养。东汉哲学家王符说：“得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我国古代选拔任用人才都强调了德才兼备，德为首的思想。从中不难看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突出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其精神实质是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作为知识分子，从其深刻的思想认识上看，无论是“致知”还是“正心”，都是为了追求功名，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包含的思想道德修养是带有明显的现世功利性的。
中华文化重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缺乏外在规则约束的道德修养方式不利于道德信念的养成。从传统文化里个人修身的最终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看， 其思想道德修养是走向仕途的需要，是追求功名的条件。应当说，在当时能够激发知识分子努力追求自身的道德修养的强大的动力，就在于达到现世的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看来，如果个人的追求必须作出思想道德方面的努力方能达到时，人们会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一旦思想道德修养不是实现追求非常必要的条件时，思想道德修养的动力就不足了。同时，传统的中华文化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一种自觉行为，是靠个人的内省完成的。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这是仁义礼智四种基本品性的根源，人只要修身养性，向内寻求，这些品性就能得到发展。孟子是我国古代“内法论”的代表。由此看来，中华文化忽视了外在规则对思想道德修养的约束强化作用。所以说，传统文化背景下，依附于功利追求的道德修养行为，缺乏外在规则的约束，全靠个人的自觉 是很难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的。
2、中华文化的德才兼备思想和思想道德修养“内法论”对当今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
其一，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德才兼备的人才思想，重视以德为首。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该说，这是中华文化的才统一思想在今天的延续。
其二，传统文化里仅靠个人的自觉，没有外在的规则约束的思想道德修养方式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信念的培养。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的经济，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都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市场经济利益的获得是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结果，而不是靠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直接获得的。当思想道德修养不再成为个体追求功利的必要条件时，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规则约束个体时，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动力就明显不足。公民的道德信念就行不成了。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信念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及其品行中思想和行为意志、言论和行动一致的主要标志，是道德教育的结果，是道德发展的最高目标。” 道德信念缺失有无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说，当看到有人抢劫时，有人心里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见义勇为，可是这会危害到我的利益，所以，我不想或者我不敢见义勇为。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现世的功利思想占了上风，我们没有执行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因为缺乏道德信念；能够见义勇为的人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我应该见义勇为，可是，这会危害到我的利益，即使这样，我也要见义勇为。这就需要一种道德信念的坚持，道德信念的力量能够战胜追求功利的思想。而道德信念的养成既需要公民的自觉行为，同时也要有外在的道德规则的约束。
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具有相对稳定性，并非经济越发展，文化就亦步亦趋的发展，可能，在一定时期，文化会相对滞后， 公民道德风貌不尽如人意；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理应随着提高，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也更应该和谐，更美好。这就要求我们去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
三、传统文化基础上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思考
1、规范思想道德建设。为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向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具体可行的操作程序。
2、强化道德信念的培养。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道德的形成或者说道德习惯的养成需要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四个统一的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意志是决定道德行为能否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道德意志则是人们通过理智权衡，解决思想道德生活中的内心矛盾与支配行为的力量。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可以通过教育完成，道德意志则不是靠说教能够增强的，需要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选择中不断实践，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不断历练方能培养成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种坚定道德信念的支撑。 “道德信念的形成和培养过程知识有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情感的，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出伪君子” （苏霍姆林斯基）。应该说，道德的培养是个体活动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和道德认知的培养，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培养道德情感；再者，要完善道德修养的评价机制，强化学生加强道德修养的规则意识。
3、建立传统文化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
第一，培养“道德的经济人”。中国传统文化讲“人要有良心”， “良心”，作为入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市场经济既认经济人为自利人，但市场的正常运转又需要人际配合，各利其利只能在精诚合作中才可以实现。因此，传统伦理的良心论，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要求市场主体要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在此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更加顺畅了。
第二，培养遵纪守法，关注社会的公民。传统文化的讲究“忠、贞、孝”，市场经济要求个人成为遵纪守法、按游戏规则行为的合格公民，也要求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忠诚心。市场经济条件下，“贞”只取其自我约束之义，即在合理自我利益满足之后，对因眼花于社会巨大财富而膨胀起来的私欲的自我约制。资源短缺与人的欲求之间有一条永远难以填平的鸿沟，倘若人的物欲失去控制，可想贪污腐化会如何泛滥。面对市场经济产出的极易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求的巨大社会财富，改造的“贞” 使人们廉洁自爱、贞节自守，在“用法治控制物欲”的基础上，加之以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足以培植出守法的合格公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孝”，只取其孝敬父母的孝行，这里的孝，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子女对父母履行法律和道德的义务与责任。改造后的“孝”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上下辈关系不可缺少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和睦的粘合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忠”，只取其忠诚心之义，即在个人权益有充分保障情况下，对社会不公现象有合法批评的“批评性忠诚”和对社会良好风尚“褒扬性的忠诚”。 改铸的“忠”作为一种指向社会公义的伦理规范，可以帮助造就因道德而高尚的人，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培养追求义利双赢的公民。传统中华文化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显然，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重利轻义从根本上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思现实，权衡利弊，将义利观由“仁义而已何必曰利”改铸为义利相兼见利思义。这种义利观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人们的精神风貌，推行以德之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