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运动医学专家保健护航
有人说，运动医学很“神”，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受伤的运动员又生龙活虎起来。 创造这些奇迹的不是别人，正是众多为体育健儿保健护航的运动医学专家们。
夺奖牌奥运选手身后都有一个“医学加强班”
6次试举，6次成功！北京奥运会首日，陈燮霞似乎十分轻松就举起了总成绩212公斤的杠铃，夺得本届奥运会中国队第一枚金牌。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陈燮霞在赛前训练时曾大腿肌肉拉伤，这对需要腿部肌肉力量的举重运动无疑是晴天霹雳。然而，在妥善处置后，陈燮霞痊愈了，她一脸轻松地走上了举重台。
在本届奥运会上，我国女子曲棍球队一名队员训练中左腿突发疼痛，不能站立。经过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田得祥教授和同事们的及时处置后，“腿一点都不疼”的她在8月22日晚上，和队友一起出现在了决赛赛场上。
在赛前训练中，一名拳击运动员左手疼痛导致不能挥拳进攻。经过紧急治疗，这名运动员连打三场，进入前五名。
“现在运动员出伤，主要还是赛前训练或比赛中老伤突发，症状加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运动员消除症状，尽快重返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医务部6名专家之一、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田得祥教授说，当国家队运动员出现队医无法解决的伤病时，就会被送到医务部。比赛期间，医务部最多时每天接诊20多人。
事实上，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的每个有望夺奖牌的奥运选手身后，都有一个“医学加强班”。目前，在国家队第一线里工作的队医已达150多人。此外，北大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的医疗机构里，更多的医务工作者也参与其中，直接服务于这些奥运运动员。
运动医学让伤病运动员早日重返赛场
据报道，本届奥运会前半程，运动员就出现伤情931例。
继体操男子团体夺冠之后，8月20日，我国运动员李小鹏又出现在男子双杠的决赛赛场上，并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他的右臂上有一块鲜红的伤口。其实，这样的小伤对于像李小鹏这样的运动员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今年3月，他因为脚部骨折，几乎与奥运会失之交臂。更不会有人知道，4年前雅典奥运会失利之后，因为伤病的原因，李小鹏几乎缺席了所有的国际大赛。
同李小鹏经历类似的，还有在本次奥运会上奋战的女排队员赵蕊蕊。这位模样俊俏的上海姑娘有一个外号叫做“玻璃美人”，原因就是她像易碎的玻璃那样，经常在比赛中受伤。
伤病，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运动员的体育生涯。“伤病是绝对的，没有一位运动员身上没有伤病。”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奥运会首席物理治疗师于长隆说，很多运动员都是身上带着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伤病拼搏在运动场上。
专家介绍说，射击运动讲究静，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射击选手只有两种姿势——站立射击和卧射。由于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射击选手的腰部或颈椎都有劳损的问题。
网球被称为小球类运动中的马拉松，选手要在场地上来回奔跑，再加上经常急停急转，这些运动都会使人体的腿部关节，尤其是膝盖处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时，网球运动在击球时讲究球的高度和速度，而甩腕则是选手击球时经常使用的动作。长期反复的甩腕，会使手腕部位承受巨大的压力，容易引发腱鞘炎。
体操运动既需要高超的技巧，又需要强大的体力，因此在这个项目上的运动伤害范围，会涉及人体的脖子、肩部、腿、踝、腰、胯等。相比韧带和肌肉的劳损，骨折对运动员的伤害更大，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于长隆说，运动员的伤病特点是“三多”：慢性伤多、积累伤多、小损伤多。运动医学的专家和队医就是要针对各种运动项目的伤病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治疗和康复，让他们重返赛场，并取得好的成绩。
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姜春岩认为，运动医学的最终目标，也是最大理想，是让运动员在冲击金牌，挑战人类极限的同时，还不伤到身体。但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排除伤病。因为竞技体育本身的运动量是超出一般人的生理范围的。
也正因为如此，于长隆特别强调说，运动医学和医学的区别在于，医学是针对普通人的，其治疗方案更多的是着眼于病人的长期预后，长远的生活质量；而运动医学更关注的是让运动员早日重返赛场，早日出成绩。不同的着眼点往往导致治疗方案的差异很大。
运动医学研究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学问题
奖牌背后的医学奇迹，离不开医学科研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更离不开以运动医学为代表的医学学科领域的不断突破。
“运动医学的魅力就在于能使运动员尽快恢复功能，重返赛场。”于长隆说，运动医学就是研究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学问题，运用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对体育运动参加者进行医学监督和指导，从而达到防治伤病，保障运动者的健康，增强体质和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
运动员在挑战极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伤病的困扰。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帮助他们尽快重返赛场，运动医学专家的回春良方显得犹为关键。
英国的奥运帆船选手阿斯奎思因车祸，导致左膝和左踝关节不能受力且丧失活动能力。通过一年多的水中康复疗法，阿斯奎思重新回到帆船上开始了常规训练。英国另一名田径运动员达克在2007年5月被确诊为后背应力性骨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她进行了水中慢跑练习和肌肉力量练习，4个月后重新恢复训练。
近年来，我国运动医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运动创伤、运动康复、医务监督、运动营养等相关专业领域。
在运动创伤研究方面，微创治疗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正在不断深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现在一年可开展3000多台微创手术。
我国一位著名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今年春节前后踝关节受伤，不能上场打球。北大三院的运动医学专家为她做了关节镜手术。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康复，她不但重返赛场，而且在7月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挺进女单四强，创造了中国人在网球赛场上的最好成绩。并在北京奥运会上，这位运动员也获得了女子双打铜牌。
于长隆说，微创技术具有治疗创伤小、康复时间短、功能恢复快等特点，深受患者的青睐。目前，微创手术已经成为运动创伤治疗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已开展肩、肘、腕、髋、膝、踝等部位的微创手术，尤其是对膝关节的微创治疗技术研究的开展，使微创治疗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和推广有了飞速的提高。
完善的康复计划，能够帮助运动员尽快达到身体机能恢复的最佳效果。我国一名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比赛前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没有时间手术，于长隆和同事们就为她制订了一个特殊的康复计划，边治边练，这位运动员当年就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又经过长达4年的康复训练，这位运动员再次征战北京奥运会时，又拿到了冠军。
运动医学更加注重伤病预防
医务监督，是运动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研究运动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并提出相关的预防和治疗对策。这对于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有效防治运动性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医务监督的作用，我国运动医学学科创始人曲绵域定下的“规矩”，就是运动医学医生必须常下运动队。医生“下队”，不仅是看伤病情况、查明原因，更要看运动员训练中是否存在问题，避免伤病日积月累。现在，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里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每人每周都必须下队。
从1988年开始投身运动医学到现在，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胡跃林教授就一直在和运动员们打交道。不论是北京的什刹海体校，还是千里之外的昆明红塔足球训练基地，胡跃林都是那里的“常客”，“跟运动员都成朋友了”。胡跃林悉心治疗过的众多运动员中，有的现在已经当上了教练。当他们的弟子出现伤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北大三院的胡大夫”。
国家网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的队员也都非常熟悉这位胡大夫。在大赛前的紧张训练中，胡跃林几乎是“全程跟踪”，一旦出现棘手的伤病，队医会立刻联系胡跃林。
国家乒乓球队一位绝对主力，在训练中发现髌骨软骨和股骨滑膜出了问题，在完成跨步动作时出现困难，肌肉力量也出现减退，前几局拼抢还可以，后几局就无法坚持。胡跃林和其他专家经过会诊，精心为他制订了治疗方案。胡跃林还特别找到一位康复师，为这名运动员制订了康复计划。现在，这位乒乓球队的主力大将依然活跃在赛场上。
于长隆说，运动医学发展的方向之一是更加注重伤病的预防。曾经有运动队队员频繁发生跟腱断裂现象。下队的医生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是起跳动作有问题。经过与教练员的及时沟通，改进了技术动作，如今很少有人再出现此类伤病。
2获奖牌队员背后的“明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上，有这么一群人，虽然隐藏在光环的背后，但每一块奖牌的取得，都离不开他们辛勤的汗水，离不开他们艰苦的付出。他们，就是直接服务于体育事业的医务工作者。
刘长江：一个好队医顶半个领队
刘长江说话很风趣，一开口就能抓住你：“我是举重队里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去有些国家做个职业运动员估计没问题。”
刘长江1983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曾任国家男篮、国家跆拳道队等多支国家运动队队医，现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队医组组长、国家举重队队医，在队医这个行当里，可谓经验丰富老到。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按照运动员训练安排来走的。比如举重队一般是9点半左右开始训练。运动员训练时，我们就在旁边观察和保护。训练完了一般有一个简单的牵拉放松，下午也是这样。晚上从7点半到10点，主要是给运动员做理疗、按摩、放松。”刘长江说，虽然每天的工作很枯燥，但这些看起来重复性很强的工作，让他对每一位队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说，队医这个角色很特别。有的队员上场之前高度紧张，手都是僵的，别人感受不到，但是队医给他抓头的时候，就肯定能感受到。队医就会不断地在他耳边说“放松，放松……”，不断给运动员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运动员闭上眼睛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讲，一个好队医在心理调节方面，能起到半个领队的作用。
刘长江说：“举重的张国政是很厉害的选手，常常在上场之前就能威慑对手。他总是很兴奋，所以每次上场之前，他就会在休息室里面大喊几声，宣泄情绪。可别小看这几声喊，很多外国选手还真就被吓倒了！”
“但是今年张国政在减重过程中出现胃出血，这样的伤病，我作为队医就要出来说话了。我劝他不要上奥运了。”刘长江说，“这时候压力是很大的。队员有伤病了，是训练还是马上停下来，队医需要拿意见。小伤拖下去，就变成大病了，这对队员不负责任，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说话。可能队员还不理解，希望能拼搏一下；教练也不理解，有时我们的话，他们不听，但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停顿了一下，刘长江强调说：“谁让我们是医生呢。”
刘舒：每一场奥运比赛都“首发上场”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特别害怕运动员会在训练中出现伤病什么的，到时不管三七二十一，队医肯定是挨骂的。”34岁的刘舒，是女子体操队的队医，性格非常率真，和他聊天是很愉快的事情。
体操队有5名队医。临近奥运，刘舒已基本上吃住在体操队：“我们一年三个月在外地出差，哪里有比赛，我们就跟到哪里，早就适应这种生活了。”每一场奥运比赛，他都“首发上场”，总是默默站在一边。当杨伊琳、邓琳琳她们表现出色时，下场后，他就会主动与她们击掌相庆。而当有些运动员不小心没做好动作，或者从器械上掉下来时，他都会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
队医的工作在外人眼中似乎很神秘，刘舒自我定位却很清楚：“我对队医的理解就是 ‘分诊台’。运动员要是出了伤病，我要知道往哪里转；出了小问题，我要能够立刻解决。我们和全国很多的医院都有联系，等于为运动员建立了看病直通车。”
刘舒说，队医离运动员最近，也是队员们受伤时最能信任的人。“有些时候，队员在教练面前不会表述自己的伤痛，只有到了我们这里才会吐露一些真实的感受。”
刘舒一向妙语连珠：
他比喻体育训练科学要现代化，不能“美式武装、土著思维”；
他比喻队医与教练的关系是“教练开车开不好，我们就得老修车”。
李志端：健康比金牌更重要
“也许，可以用我的经验来帮助这些运动员。”曾经参与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赵宏博伤病治疗的李志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他是物理理疗师。由于受邀服务于奥运会，两年前，他把家搬到了北京。
在他服务的对象中，不乏顶尖的运动员。他问我们：“金牌与健康哪个更重要？”
他对运动有着自己的理解：“金牌与健康这个观念，是医学与体育看待某些事物的分界点。体育，也要以人为本，我们不能为了夺取成绩，而不顾运动员的健康。”他说，在体育科研工作生涯中，目睹了为了追求成绩，带伤出征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有些运动员已经有伤病，你让他拼命拿了金牌，之后怎么办？”
对于很多人还不了解的物理治疗师这个职业，李志端说，这是一门健康护理专业，它主要采用物理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对多种疾病进行预防、治疗或缓解病痛。物理治疗师主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因事故或伤病而导致的运动能力或生理机能丧失的患者，进行健康护理。运动员当然也是服务的对象，在职权范围内，物理治疗师是一名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医疗人员。
3
“共生”与“碰撞”的结晶
“运动医学是医学与体育的桥梁，是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于长隆说，运动医学所创造的“奇迹”，也是体育与医学“共生”、“碰撞”的结晶。
体育的竞争就是高科技的竞争
医学和体育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 科普作家赵致真说，人类的体育运动，本质上就是将体内的化学能转变为机械能。借助医学的研究，人们认识到体育的各种属性，揭开人体秘密的神秘面纱。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主任黄力平教授在从事体育科研之前，是一名临床医生，现在则从事体育教育和研究事业。她说，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不断提高与现代医学的成果是密切相关的。现代运动早已远离了靠蛮力、胡练决定胜负的年代，从训练手段与方法、训练负荷与训练量，到训练恢复，都有很大的改进。现代医学要求对人体运动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人为什么能做各式各样的运动？它的内在机理是什么？怎样能使运动达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要求？黄力平指出，这一系列的问题的答案掌握在医学科研工作者手里。
黄力平说，竞技体育比赛中，决定胜负的因素主要包括：运动员的体能、力量、技术、心理、战术和临场状态。这些因素除了运动员本身的天赋和训练外，还离不开医学科研人员的支持。在体育科研领域，有运动医学、运动训练、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等学科，它们运用各种现代科研手段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体育和医学之间是相通的，不要给体育与医学之间设门槛。”天津体育学院院长姚家新教授说，在体育运动成绩日益逼近人类极限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的竞争就是高科技的竞争。“技不如人”，也许首先是“科技不如人”。
那么，医生如何帮运动员提高训练成绩呢？黄力平指出， 现代竞技体育对运动员体能、能量动员、肌肉力量和神经反射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成功与失败之间只有几秒或零点几厘米之差。运动员的体能主要与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功能有关。科研人员通过对运动员最大摄氧量、无氧阈等指标的测量，确定其在运动中的载氧能力，通过测量血乳酸指标，确定其运动疲劳程度。心理因素也是决定比赛成败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医学科研人员用心理访谈的方式来调节运动员的心理。此外，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起伏有一定规律，教练和科研人员常用各种方法，将其巅峰状态调节到重要比赛来临时。
用10年时间走出误区
体育与医学不能成为“两张皮”。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奥委会首席医务官李国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的科研和运动是“两张皮”，搞医学研究的和搞体育运动的有点“老死不相往来”。医学科研人员“空对空”进行研究，对运动项目的帮助有限，因此偶尔下一次队，也是“热脸贴上冷屁股”。而搞体育的，关着门弄体育，希望能弄个卫星上天。
成都体育学院武术系教授杨啸原说，中国体育界曾非常重视经验，而忽视医学，医学领域对体育运动的贡献率非常低。那时，我们夺取奖牌、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就是依靠人海战术，依靠我们的教练在家看录像分析技术要点，哪里谈得上有多少科技含量，哪里谈得上发挥运动医学的作用。
1958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运动队医务机构。李国平说，可当时队医的处境是“三不管”：运动队、各中心和原单位都不管。地位低、待遇差，出了问题还得承担责任。那时的医疗水平可想而知。到了2000年体育医院成立之后，才有了体育医疗工作的全面管理部门。两年之后，出台了有关运动队医疗的第一个法则。
李国平介绍，按要求，所有的注册队医必须是医学专业毕业，临床达到一定的标准。但尽管如此，队医的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背景有别。有科班出身，也有自学成才的。他说，以美国NBA为例，他们未设专职的大夫，但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随队配备有专门负责包扎的固定人员、负责运动员训练后理疗康复的理疗师、负责运动员营养配给的营养师等等。每个球队都会指定的各科医师，负责运动员的治疗。相比之下，中国的队医更像一位大包大揽的“全能”大夫。此外，许多冷门项目队医匮乏，队员常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一位在国家举重队工作过的队医对此感到很痛心。他给记者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非常有潜力的举重运动员，在训练中腰部受伤，结果他的教练拒绝接纳医生的建议。在他的观念中，“小伤小病不要紧，伤都是练好的”。结果那位运动员的伤病越练越重，最后无奈被退回地方，早早结束了职业运动生涯。
杨啸原说，与医学的紧密结合是当代体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认为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四肢发达、文化素质较低的偏见，已逐步退出人们的理念。大家渐渐明白，体育科研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近些年来，防运动损伤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医学所起的作用。
“现在一些运动员动不动出现伤病，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通过规范的动作来避免。”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师李志端博士说。
学科的交叉与相融是必然趋势。我国体育界在１９９６年提出“科教兴体”。２００１年北京申奥成功后，“进一步依靠科技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体育部门对科技开始重视。１０年时间，中国体育逐渐走出了认识误区，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科技处处长陈恩堂说，在最近１０年间，体育界对科技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研攻关、科技服务都与运动实践实现了“无缝对接”。
运动医学发展也会惠及百姓
医学和体育要重视互动，李国平说，无论是非运动员还是临床医学，都受益于体育医学发展的成果。
李国平举例说：“运动中的末端病，你别以为只有运动员才有。‘跳远膝’、‘网球肘’，这些职业运动员高发的运动职业病，很多普通人也有。甚至从事环卫、理发、机械修理、电脑操作、插秧、手工洗衣、做饭等工作，因为肘关节屈伸活动多，力度大，都可诱发网球肘，产生相应症状。有些肘关节活动并不多的人，由于局部受到损伤或受凉等，也可发病。中老年人由于肌腱纤维蜕变、老化，损伤后往往不能很快恢复，发病率比较高。所以，网球肘并非网球运动的‘专利’，更不是网球运动员的职业病。”
“医学发展也会惠及老百姓。”李国平又说，“再举个例子，骨腔镜最早是为运动员服务的，是运用在运动领域的一项微创技术。但最后又‘转回’到医学圈子，为普通老百姓服务去了。”